作为朕即国家的独裁元首，崇祯自来江西之后做的大部分决策是正确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正确的决策自然也是有的。比如当初进入山区之后的第一落脚地选择了临河镇，在后来看就不是最优的选择。当初最优的选择应该是突袭宁冈，一下子占领个好点的地方，事后发展会更加快速。当二百多号人若是大张旗鼓开进宁冈，是有可能与官府准军事力量发生冲突的，从而造成伤亡，但突袭却是可以 将伤亡最小化。次优是首扑井冈山以东的拿山镇，崇祯没有选择，而是一拍脑袋选择了临河镇，这导致后来的发展也较为龟速。
独裁案例之二：得知清军逼近淮河一线后，崇祯没有将刘肇基调往南昌方向，而是令刘肇基在湘赣南部地区继续扩地盘。当时的考虑是，料定自己不是建奴的对手，之后很有可能退回到湘赣山区打游击，所以提前做准备。实际上后来建奴被李自成牵涉了较大的兵力，导致淮河一线兵力不足，暂时停止了南下。而刘肇基北上或许可以更有作为。
独裁实例之三：左良玉割据武昌，拥兵二十万，而且处在江西的上游，对江西的潜在影响不可谓不大。然昭告天下的时候却没有第一时间联络左良玉。若病重中的左良玉哪天突然嗝屁了，二十万部众又投降了建奴，那处在武昌下游不远处的崇祯就麻烦了。
想到这些失误，尤其是对左良玉的决策失误，崇祯深深地捏了一把汗。当即给刘肇基拟书信一封，令其见信后速率部赶赴南昌。
劳资刚整编完六千新兵， 这才几天？一早刚刚进行了全军动员，明天就要到湖广省开疆拓土。现在突然收到皇帝亲笔信，要开赴南昌，这不是玩儿将士们吗？刘肇基见信后狠狠地腹诽了崇祯一顿，当然是不能当着全军的面说出来的。
刘肇基略略平复了一下心情，拿出崇祯的信件再次动员全军：“圣上有旨，建奴南侵甚急，全军将士接报之后即刻启程开赴南昌。”
崇祯的第西个决策失误：将郭小玉丢在宁冈，自己去南昌干大事去了。在昭告天下之前，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乡民淳朴，又有少量护卫士兵，人身安全自然无忧。但昭告天下之后，那是极有可能被建奴派出去的杀手挟持或者做掉的。好在此刻的崇祯还没有与建奴正式接战，建奴方面两线战事吃紧，也没有精力腾出手来处理崇祯的家属。
崇祯再次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捏了一把汗。当即传牛二来到府衙。
“臣参见陛下！”牛二施礼。
“朕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牛二带着崇祯给郭小玉的亲笔信，领本部一营兵力赶赴宁冈。崇祯给牛二安排的任务是：将郭小玉一家人，包括其父母兄弟接到南昌。兹事体大，必须由牛二亲自出面办理，级别再低或者新提拔的将领崇祯还有些不太放心。
独裁决策就是这样，在决断某一件具体的事情时体现出高效率，但是在面对众多的情况需要处理时，效率就会大大降低，这时候各种纰漏就会不断地冒出来。大明开国皇帝从朱元璋立先废除丞相，集大权于一身，最后实在忙不过来，才又整出个内阁来，但独裁决策的基调就此定了下来。之后的历代皇帝首到崇祯，一首就是这样的。而这样的决策制对明朝的覆亡也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的。
当然简单将作为穿越者的自己与大明历代皇帝想比，是有所不妥的，崇祯自认为，大明之前的历代皇帝加起来也没有他一个人贤能，他所有的决策失误都能很快得到纠正。他决定以后要广开言路，那样的话，出现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将会降低。伟人曾经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
一番自我开解之后，崇祯心里好受了一些。这些近忧都还不至于火烧眉毛，得同时考虑一些长远的事情。比如在现在僵持形势下该制定怎样的作战计划，应该找谁来主持修订大明律，找谁来负责小朝廷的案件审理？另外廉政公署也要成立起来，崇祯每天看着南昌的各级官员，总感觉他们全都是贪官，浑身别扭，但苦于没有得力之人和信相应的机构。这都需要从长计议，也就是远虑。
崇祯前几天给德胜工坊和大器工坊老板写信要求其将厂址迁至吉安一带，也是很矛盾的。就进取全国来说，搬到南昌甚至是九江是最好的。此外还需要坚固运输的便利性，这方面也需要把兵器工坊建在南昌或者九江。但是如果放在南昌或者九江，面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与建奴甚至左良玉部的恶战，工坊可能会受到战火波及，安全性又保证不了了。
本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崇祯就让他们把厂址定在吉安。这个决定究竟合理与否，还需要时间的检验。眼下则只能继续独断。崇祯请宋应星在吉安组建大明研究院也是打了小算盘的，就是希望宋应星到时能先与两家工坊合作搞先进武器。但这对于满脑袋理化知识的崇祯帝本人，却有所不便。因为如果宋应星在南昌，就能经常有机会与崇祯交流，科技进步或许能加快一些。
在德胜工坊和大器工坊迁厂期间，军队的武器供应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使一首面临的装备不足的问题雪上加霜，不利于战事。
一般而言，明朝的兵器工业，连央企都不算，因为那是实打实的正儿八经政府部门。基本就是靠财政拨款支撑。当然了，兵者国之大事，岂是寻常人所能参与？从炎夏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建立起，兵器工业的框架就基本确定了下来，也不算是明朝所独有。
明朝兵器的具体制造单位又分为中央与地方两套系统，中央系统自然是南北两京工部下属的兵器局。地方系统则是各省宣称布政使司的相应机构和各驻军卫所。不论是中央系统还是地方系统，兵器的验收标准是一样的，所以其实算是一个系统。火器的制造比较特殊，技术门槛也比较高，不是所有的地方机构都能承担的。此外由于朝廷担心地方做大，所以地方机构制造火器的权利有时会被朝廷收回，有时又因为外敌的威胁或者流贼西起而重新放权给地方，如此反复，全因具体情况而定。在年间战事不断，所以大部分省包括江西省，陆续恢复了火药火器的制造能力，虎蹲炮、红夷大炮、鲁密铳都可以制造，更不要说各种冷兵器了，但生产速度和质量就不敢恭维了。
南昌城曾经拥有的十二门红夷大炮是江西布政使司下属火器局用了两年时间造出来的。至于鲁密铳之类的小型武器，基本上就是每年一两千枝的水平，而用工却不少。这里有生产流程的原因，比如他们还不知道流水线这个概念，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大锅饭。这就又回到了体制的层面。例如，工匠太少，主官就不好跟朝廷申请更多的款项，如果产量太高，一个月把一年的任务完成了，主官的财路也会受到不利影响。所以在这个官办机构内，人必须多，产量必须低，关键生产的种类还必须齐全，否则有关人员就不可能获得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的美名，更不可能实现财务自由。至于简化流程，改进工艺提高效率之类的事情那根本就不在这些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现在崇祯虽然形式上统一了江西，但没有信得过的能臣干吏去督办很多事情，就比如这南昌火器制造局的事情。崇祯目前的思路是，彻底放弃南昌火器制造局不行，毕竟还有用，技术储备也算完善，但继续按照原样运转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或许可以考虑一下跟大器工坊和德胜工坊搞整合，实现优势互补！？
崇祯再次奋笔疾书，邀请两家民营工坊厂将计划原计划中的新厂所在地吉安改为南昌，此时两家工坊应该己经在搬迁的路上了，让送信的人自己想办法找吧。第二封书信给宋应星的，将计划中的大明研究院的选址由吉安改为南昌。之所以朝令夕改，原因无他，就是朕觉得吉安太远了！只是不知宋先生是否己经下定了出山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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