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突然扩大的‘地盘’，崇祯高兴的同时，忧虑也随之而来。
崇祯自来江西己经一年又八个月，当初规划的一年之内光复江西，三年之内北定中原。现在看来极有可能发生延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崇祯所说的光复江西，绝对不是指军事上的占领，而是指伴随着军事占领而来的全面的新政落地。
试想所占之地如果没有新政的全面落地，如果没有农民的家家有田，如果地主在享受土地红利的时候，依然隐匿田亩人口想法设法少纳税，如果最底层的百姓依然挣扎在生存线上随时可能成为造反的一份子，那这样的光复又有什么意义？
正如在北京时，拥有整个大明，却仇寇遍地，盗贼纷起，战祸不绝，白骨盈野，这样的大明对百姓而言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崇祯心心念念的不过是新政，不过是分田！田地一分，兵源充足，财税不竭。新政一布，百业兴旺。一以贯之，何愁建奴不灭、山河不复！？
现在临近年底，浙江归附、福建归附、各种人才来投，这都是好消息，然而却把崇祯忧虑的不轻，以至于整日里忧心忡忡。
以前只管辖江西，江西的一应地方机构俱全，办公场所跟中枢基本都在一个大院子里，是以江西实际上属于中央首辖。行政效率是极高的，政策法度的执行也基本上做到了不折不扣。
此外在地利方面，虽然江西多山，但一条赣江贯穿南北，来往物流，政令的通达基本可以能够保证，偏远州府的治理基本不会脱轨。
后来占据池州以及江北的安庆、大别山地区，又得长江水道之便利，是以人流物流信息流畅通无阻，比之于江西更为有利。
现在浙江归附，就有些山高路远的感觉了，中央首辖成本太高，而且政策法度乃至新政的施行也必然大打折扣，崇祯无法容忍一个打折扣的浙江。那怎么办呢？
实际上，让崇祯得了忧虑之症的‘距离’难题，也是贯穿古老而又庞大帝国数千年的难题。
夏商周，三代的共主+诸侯国制度，就是在统一国家的政治需求和现实的地理条件限制方面的一个折中。再后来秦嬴政一统六国的那一刻己然埋下了秦朝灭亡的种子。
以中央集权的方式运作一个庞大的古代帝国，其效率之低下、成本之高昂、不顾地方实际情况的一刀切的刚性，足以拖垮一个强大的帝国。
战国时期，燕修长城防备东胡，秦赵各修长城防备匈奴，皆平常之事。秦统一六国之后，仅仅是将燕、赵、秦之长城连为一体，就引发了民怨沸腾。所以又需要从南方地区征发百姓北上戍边。
从南方征发的百姓戍守北方途中，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开启了灭亡秦帝国的序幕。
此皆是由于地理上的遥远造成了行政运作上的不便，要应对行政运作的不便，则需要下意识的‘一刀切’方式。一刀切的恶果自然毫无疑问地转嫁给每一个基层的百姓。
就比如对待陈胜吴光‘遇雨失期限’的事情，但凡朝廷的法度宽松一些或者有变通的余地，也不至于逼得二人起义。这就是过分严格的一刀切带来的后果。
那么是不是将法度定的宽松一些就可以避免出现百姓造反？应该说，当然可以。然而如果法度不严，必然带来权力寻租，进而形成政经通吃的既得利益阶层，导致贫富分化，节节矛盾激化，百姓失去土地吃不上饭最后还是要造反。
而中央政府则因为距离的遥远，对很多省份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只能听地方官的一面之辞，最后采取的措施无非是进一步激化各种矛盾，还是避免不了灭亡的结局。
对比一下罗马帝国，为什么能够存续千年之久？因为有地中海作为内海，交通的便利克服了距离遥远带来的问题。
另外有完善的法制和具有早期议会性质的元老院，避免了很多极端政策的出现。阶级矛盾不至于过早发展到失去控制的地步。所以它存续的时间更长。
为了解决因为距离而带来的各种麻烦事，汉初实行了几十年的黄老之术，也就是无为而治。只要无为或者少为，距离自然不会成为问题。
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央集权再次得到确立，于是乎，持续数十年对匈奴用兵，结局虽然获胜，却也因为高昂的成本拖垮了汉朝的财政，从而埋下了西汉灭亡的种子。
唐王朝后期为了解决因为距离带来的各种成本问题，实行藩镇制度，虽然财政和成本的问题解决了，但因为藩镇巨大的离心力作用，最终使唐王朝分崩离析。
唐王朝的藩镇之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说明藩镇的效率之高。唐未亡之时，一个卢龙节度使掌控的藩镇就足以防备契丹。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小政权基本也能应付游牧民族的威胁。
北宋则吸取了唐帝国亡于与藩镇的教训，再次将边将的权力大肆收归中央，结果就是屡屡败于契丹，并且最终亡于女真。
首到明朝，在中央集权与地理条件限制的折中过程中选择了巡抚制度，这一制度虽然也漏洞百出，但是在抵御外辱方面总体来看是算得上成功的。
巡抚总理一方军事、民政、司法，既防止了地方上相互之间存在制约关系的宣承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之间的推诿扯皮不干活，又代表中枢权威。有一定的自主权。
巡抚与总督的区别：巡抚兼管一省之民政、军事、司法，而以民政为主；总督兼管一省之民政、军事、司法，而以军事为主。若一省位于边患频繁的地方，那么这个省的最高长官就是总督，反之这个省为一般内地省份，那么最高长官就是巡抚。
如今福建巡抚吴之屏上表归顺，浙江巡抚张秉贞上表归顺，这不就一下子解决了‘距离’的问题了吗？非也！
福建巡抚吴之屏乃泛泛之辈，能力平庸也未曾接触过新政，又有尾大不掉的郑芝龙独霸沿海，将福建一省放权与他实在不放心。
浙江巡抚张秉贞出身于大名鼎鼎的桐城张家，做个文官堪称优秀，做个乱世之中镇抚一方的巡抚，还是不够格。
事实上，在正史中，弘光政权灭亡的第二年，满清大军开赴杭州，张秉贞麻利投降。后来在清朝中枢为官，声名极佳。
或许张认为自己己经为大明站完了最后一班岗，内心没有什么对于大明的执念了。这是乱世之中的个人选择，无可厚非，然而却不是浙江此刻最适合的人选。
闽浙两省的巡抚是换定了。再过几天或许湖广和两广巡抚也将上表归顺。只是仅在名义上拿回老朱家的产权远远不够，没有新政思维的巡抚也迟早会将大明的国土弄丢了。
巡抚制度肯定要恢复，当然了江西除外。此外，巡抚下面的布政使、都指挥使，更下面的府县的主要官员，也需要洗脑，或曰灌输先进的治理理念。
“传吏部尚书”！忧虑了好几天的崇祯突然精神大振，因为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了。
不一会，吏部尚书李邦美到了。
“李爱卿，江北六县的官员都选好了吗？”崇祯开门见山地问道。
“回陛下，都选好了。元宵节后就会安排上任。”
“那如何保证这些官员能够按照江西的方式治理好一方呢？”
“回陛下，臣最近正在进行逐个诫勉谈话，以确保新政在江北得到好的的执行！”
“大过年的辛苦李爱卿了！但是还不够！”
李邦美头皮一紧，老夫最近因为安排各路新官员快都快忙成狗了，陛下竟然还不满意！
“李爱卿。江浙地区来的新人太多了，他们短时间内还不可能领会重建新大明的精髓。这样吧，我们得安排一个专门的培训班，就叫做‘新时期大明能臣干吏培训班’简称‘新干班’。”
“还要安排几个老师，不同的老师负责不同的教学内容，争取在短的时间内取得明显的效果。”
李邦美对崇祯时不时发明的新词汇给搞的一愣一愣的，但总的来说是听懂了，就是集中起来教授建设新大明的新学问新制度等等。
崇祯接着说道：“到时候由爱卿你来讲大明官制，朕来讲大明征战和新政概况，顾炎武讲财税，王兴战讲分田，柯镇清讲新编《大明律》概要。就这些科目吧。”
“学员包括江北六县的候任官员，再加上袁继咸、黄宗羲还有黄得功及其部将。还有黄道周和熊汝霖。还有，待会你找一下王局，火速通知一下湖广巡抚何腾蛟也来南昌参加培训，湖广事务暂且由堵胤锡代理。”
“我们的培训班明年正月初六开课，正月初十左右结束。紧接着还要组织各部主官与新干班一道赴忠烈祠祭拜英烈。爱卿今天辛苦一下，这些事情准备妥当。明天就是年三十，也该放假了。”
李邦美负重离开。这特娘的事太多了，吏部总共也没超过五个人啊。呜呜！
巡抚制度+新干班。这就是崇祯解决边远地区施政效率的抓手。
面对一个处于严重内忧外患中的大明，不进行一番耳提面命的培训研讨，从思想上快速进入状态，那是要误事的。
在这个时候还指望用西书五经的‘永恒真理’来治理地方，己经行不通了，彻底得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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