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炎夏的三皇时期，也就是《山海经》里诸般神灵开始退出人们的思想界，而人间的圣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一时期，伏羲制定了早期的婚姻、文化等基本社会制度。
神农氏尝百草，分别出有药用价值食用价值的农作物。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之法。
总结起来，神农氏管农业开发，反映了华夏先民从游牧渔猎采集经济向定居农业的转变过程。
燧人氏管理一种关键的能源（也就是火）利用，算是高端一些的技术的工作。
还有一个部落首领也就是伏羲管理整个部落社会。
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人间之事，是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可以想象一下，部落或者部落联盟之内举行重大集会或者庆典的时候，作为能够服众而且善于用制度约束人们行为的伏羲（或者以伏羲为代表的那些领袖人物）一定是站在最中心的位置，因为他处于整个部落社会关系的中心。
站在伏羲右边的是年龄偏大但具有丰富的植物分辨别经验的神农氏之类的人物，此类人物也很有可能是来自于更早期的巫医。
民以食为天，在那个农业刚刚起步的时代，我们可以想见，一个年长的有经验的能够经常指导百姓种植农作物并且不断发现新的有食用和药用价值植物的人，他会是多么地受人尊敬。
一个人的能力和专长是有局限性的，所以这个农学家大概率不是部落首领，而部落首领大概率也不是农学专家。但是这位农学专家一定是被部落首领倚重为左膀右臂的存在。
第三位是燧人氏，他发明了取火之法，如果称他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家或者最高级的技术人员，应该算是平实的描述，而无任何夸张之处。
农业让部落百姓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不用再担心再过上吃了上顿没下顿流离动荡的生活了。
至于大部分农作物味道嘛，除了一些水果和瓜类之外，其他的东西大家都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然而有人发明了钻木取火之法，而用火烧烤过的食物，无疑是更加的美味。
农学家给大伙解决了温饱和病痛的问题，而发明取火之法的燧人氏则满足了百姓的味蕾，可以想象，他在部落里的地位一下子水涨船高，成了部落里的红人。
所以在集会庆典之上，他一定是站在部落首领的左边，成为了左膀右臂中的左膀。
这就是三皇的雏形，经过老百姓口口相传，添油加醋之后，成为人时间至高无上的存在。
上面描述的情景大概是西千二百年前中原一带的真实图景，生活中可谓充斥唯物主义无神论。
只有杰出的人物，给百姓带来安定生活的人物才会受到尊敬，慢慢地他们成为百姓崇拜的对象。
而他们就生活在部落之内，甚至每天都可以碰到，所谓三皇，皆是活生生的人。
所以宗教在炎夏五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取得过统治地位，后世国朝之人没有信仰，这个传统是从三皇时期就己经确定下来了的。
后来所说的天命，大抵上是‘尽人事，听天命’里的天命，这个‘天命’说的准确点就是运气之类的东西，是没有一丝神性在里面的。
所以在环球视角之下，华人缺乏信仰，这个说法大抵是站得住脚的。
然而以炎夏之幅员辽阔，山川异域，这个结论应该说还是有失于偏颇的。
比如说与中原王朝在地理上相去甚远外加山川阻隔的两广、福建，就不能说是没有宗教信仰。
去过那里的人都知道，哪怕是进了一座颇为偏僻的寺庙，也依旧能够感受到香火之盛。
然而除去西北西南民族地区以及闽越之后，在人口密集的汾渭平原、华北平原、洞庭湖周边平原、还有太湖平原乃至于巴蜀盆地，拥有绝大部分炎夏人口的这些地区，其宗教氛围无疑是肉眼可见的非常淡薄。
放眼望去，千里平原，走过一村又一庄，就像是经过简单的复制粘贴过一样，广阔而了无新意。
方圆千里之地，通过婚姻以及简单的经济社会联系的塑造，人们的口音变得非常接近乃至于日渐趋同。
这样的现实场景反应到头脑中来，就容易形成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就是‘大一统’。
因为地理环境条件的相似性，管理这方圆千里之地的行政措施也很容易形成‘一刀切’的形式，毕竟就中原大地来说，一样的地貌，一样的人口分布，其管理方法自然趋同。
这种思维首到几千年之后，仍然极大的影响着炎夏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以前常有领导考查之后讲话到‘要总结提升未先进经验，在全国推广’，亦或者民间普遍存在天价彩礼现象，全国人民卷高考卷编制，等等。
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因从事农业而不便于进而发展为也不喜欢到处流动。
他们没有远游的欲望和兴致，况且千里之内不过是复制粘贴，基本上也没什么新奇的东西，人民也因此失去了增长见识的机会。
时间一久，祖先留下的冒险基因基本消失，他们变得倾向于求稳，思想和行为趋向于保守。就比如说古代卷科举，后世卷编制等等。
他们住在适宜耕作，远离海岸的内陆地区，没有机会发现从远方驶来的船是先出现桅杆，而船身后出现的现象，所以无法产生出大地是个球形然想象。
关于这一点，炎夏近海一带少数捕鱼为生的先民他们虽然常年出海，但以近海为主，所以渔船个头既小，航行轨迹也以近海为主，不具有典型性。
不像被陆地包围的地中海那样，海面上经常有体型巨大的风帆商船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西西里岛、雅典、中东乃至于摩洛哥西班牙沿海高频率的穿梭往来。
在地中海的背景之下，在海边玩耍的光屁股小孩子们都能够轻易发现远处驶来的帆船是桅杆先于船身出现在视野之中。
因为有了这样的现实依据，所以就有了持续千年的想象和思考的积累，所以古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在人类历史上率先算出了地球的周长，而那时候可还是技术很落后公元前的时代。
而这实际上充满了必然性，他从小就知道人类所在是个巨大的球体，思考了几十年之后，突然灵感爆发，借助于阳光对地面物体形成影子的夹角，轻而易举地算出了地球的周长。
而在广袤平坦的中原地区，人们看到的是天圆地方，确定无疑的天圆地方。
中原地区的人们过着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但与此同时，稳定的生活必然导致人口的快速增加。所以就粮食的供应来说，是持续地处于短缺经济状态。
一旦遭遇水旱灾害，脆弱的稳定顷刻之间就不复存在。
这个时候虚无缥缈的神灵和信仰是没有丝毫作用的，人们需要的是强有力的世俗领袖，能够带领百姓战胜各种自然灾害解决生存问题的领袖。
这不像在大海上航行，经年累月，一望无际，此时两脚兽的内心会在有一种自发的对于宗教的需求，他们需要心怀信仰才能度过那既凶险又辽阔的大海。
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一段时期，北半球夏季球阴雨连绵数月，久旱的中东地区遭遇了千年一遇的水灾。
百姓们用夹杂着小麦秸秆的泥巴做成的屋顶早就被浸透，很多民房甚至发生了倒塌。
作为常年在地中海沿岸经商的部落，犹太人首领摩西果断地带领部落百姓乘坐大型海船出海避难，这对于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事实上他们在陆上种植的小麦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自给自足过，他们主要还是靠着在海上贸易为生，船只就是他们最大的财富。
所以诺亚方舟的传说不是平白产生的，那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像我们三皇的产生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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