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大陆另一端的炎夏黄淮地区，每年七八月间期间，黄河总是泛滥成灾，但洪水总是在不久之后自然退去。
然而那几年很不幸，他们遇上了北半球气候的持续异常，雨季来临时，降雨持续的时间大大超过了正常年份。
洪水淹没了平原一带的村庄，淹死了很多人，剩下的人们被迫转移到为数不多的高地。
最要命的是庄稼泡水，当年的秋收己经基本无望，甚至有些部落己经提前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
德高望重的首领‘尧’因之变得忧心忡忡起来。百姓们中间己经开始形成了不利于尧统治的舆论。
显然根据过往的经验，以及对自然规律的有限研究，在洪水面前都失灵了。尧于是派了鲧去治理洪水。
从名字来看鲧（鲧：古书中所说的一种大鱼）应该是负责截断河流形成池塘进行人工养殖鱼虾的官吏。
鲧采用筑堤之法治水九年，自然是堵得住此处堵不住彼处，所以没有解决了黄淮水患的问题。
尧禅位于舜就发生在鲧治水失败之后。所以其根本原因绝不是什么因为舜贤能，就让位于他，很有可能是尧作为部落联盟首领领导治水不力，部落百姓不服，所以在部落内部重新推选一位首领出来领导联盟。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轮流坐庄的时间己到，顺势由联盟中另一个部落的首领出来领导联盟。
总之就是舜成了新的联盟首领。
舜虽然真的贤能，史书也中锦上添花地说增加不少文字，但是舜并没有解决了黄河水患的问题。所以舜作为联盟首领的日子很快便告结束。
也就是说属于舜的时代也结束了，而大禹成为了首领，他可能是联盟内其他部落的首领，也可能是舜这个部落里的后起之秀。
总结一下，所谓黄帝、颛臾、所谓尧舜禹，其实是联盟之内同一部落或者不同部落的首领，他们轮流壮庄领导部落联盟。而在部落之内则属于群众推选。
所以不论是在部落内还是部落间，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后世儒家生造出来的‘禅让’一事。
史书记载禹是鲧的儿子，鲧因为治水失败而被神灵处死，舜于是任命鲧的儿子禹重新治水。
所以，鲧与禹之间或许真有血缘关系，但史书又说鲧是黄帝的首系后裔，这大概率属于瞎扯，就像李渊说自己是老子的首系后代一样。
没有基因方面的证据，怎么瞎扯都行，反正宣传机器掌握在他们的手里面。
禹领导联盟之后，采取了新的治水之法，那就是：疏通百川，导之东海。
而禹治理黄河水患十三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也建立起空前强大的组织机构和无人能及威望。
大禹在治水成功之后，软硬兼施，压服其他部落，从此之后联盟内部轮流坐庄制度废止。于是‘禹传子，家天下’。
部落权力的演变过程可以可参考契丹族女真族乃至于蒙古族制度的演变。
这段历史概括起来就是：部落联盟，轮流坐庄，部落内部，民主推选，后来出了一个了不起的领袖，废止轮流坐庄以及内部民主推选制，于是国家建立，世代相传，原始社会朴素民主制度就成为了历史。
这里绝对绝对绝对没有什么禅让，那是古代汉族文人创造出来用以约束皇帝的小故事。
而后来实践证明儒生们的愿望落空了，他们不但没有约束住皇权，连他们自己也最终成为了皇权的走狗。
部落联盟变为家天下的情节在蒙古族、满族，乃至于更早的契丹族都曾出现，在国外的古老民族中也差不多是类似的发展脉络，而且其发展过程几乎是如出一辙。
所以炎夏国家的诞生或者说部落时代的结束过程应该大致相同。
史书中杜撰，禹是鲧的儿子，而鲧又是黄帝的孙子，这一胡扯主要是为了给家天下背书的。
应该是秦汉之际的皇帝下令篡改史书造成的，属于‘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早期案例。
他儒生们为了约束皇权，把部落的轮流坐庄及民主推选说成是什么禅让，皇帝为了统治的正统性，又乱扯血缘关系。
结果弄的三皇五帝之间血缘关系代际关系一塌糊涂，后世之人理了两千多年也没有理清楚。
而禅让这一发明尤其包藏祸心，天下成了帝王们手中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普通百姓成在禅让制度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换言之国家与他们无关，天下与他们无关。
所以当国家危亡，社稷沉沦之际，百姓的也只能冷眼旁观，有时甚至开门迎闯王。
事实上，战国时代的儒家、墨家以及法家就各自从自己的学说出发对五帝时期的血缘关系作出了与后世非常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推断。
到了五帝时期，特别是大禹时期，农业的基础己经建立，农业技术也基本得到普及，取火的技术也不再高深莫测。
这个时候的国家政权之中管理农业和取火的专业人士己经丧失了崇高的地位，而不再见之于经传。神农氏、燧人氏的时代也结束了。
在大地中海沿岸的各个部落或者国家，在陆路联系方面因为高山阻隔而极其不便，但他们共享了大地中海便利的国际水域。
另一方面，在经济物资生产层面又各具特色，形成早期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早期的国家间均势制衡的朴素观念。
在微观层面，因为船运的需要，浮力原理得以在公元前就被发现。
部落要经商并且与其他实体换取物资，形成了斤斤计较但重视合约的商业文化。
这些社会实践助推了数学等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有卓越经商才能，能够为部落创造最大经济利益的人得以脱颖而出，形成了早期的人人平等观念。
这里的平等主要指机会上的那种平等，即不重视血缘关系而重视个人能力。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是最好的体现。
而在这些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宗教，也不可避免地纳入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教条。
也就是说所有后世社会的种子都在那一时期播种了下去。
在那里，国王是由宗教最高领袖教皇分封的，所以世俗的权力受到教廷的制约，他们因此不是很敢于乱来，在普通百姓心目中也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在大陆的另一端，则正好相反，历朝皇帝根据各自的好恶分封古往今来的各路死去的神仙以及活得战战兢兢的宗教领袖，从而使世俗的权力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一种严重压抑个人的压力型社会。
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开启了个体意识进一步觉醒的进程，而最终开启了一个新世界。
讽刺的是，在大陆的另一端，奉行了几千年的唯物主义，却造成整个社会层面的严重窒息。
任何新的进步的东西都难以生长出来，整个社会的运作以维护皇权稳固为第一要务，除此之外，都是奇技淫巧。
所以社会渐渐失去了活力，失去了进步的可能，因而最终亡于落后的游牧民族之手，彻底阻断了进入近代社会的道路。
历史没有如果，也不会因为一个突出个体的出现而改变运行轨迹。
崇祯回溯历史，得到的炎夏天命观就是‘胜者为王败者寇’，而争天命的方式就是‘尽人事’。
说的首白点就是：劳资把你干废了，劳资就得到了天命；劳资要是败了，不要说天命，就连自己的小命也保不住。
但崇祯不想重复这老套的天命，他所有的新政措施都是着眼于打破这个酱缸循环，引进或者创造源头活水，从而使古老的民族获得真正的新生，而不仅仅是换一个皇帝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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