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日，就藩于江西建昌府城南县的益王朱慈炲（chai 二声）向朝廷上表献地。崇祯得知后欣喜万分。
南方的藩王为数不少，一个一个处理起来也将费去不少精力，现在正好可以用益王树立个好榜样，希望那些地处偏远的藩王们能知所进退，自我革命。
话说朱慈炲此君，从名字就能看得出来属于崇祯皇帝的晚辈。其父亲是与木匠皇帝朱由校撞了名的，也叫做朱由校。
根据太祖皇帝老朱定下的取名法则，这两个朱由校是同辈，‘由’字辈，第三个字取‘木’字旁。
可是大明宗室在朝廷的巨额财政支持之下，经过数百年的圈养，至万历年间己经繁殖到十万人之多。
在有限的汉字选择范围之内，不同支系间相同辈分的人，在取名字的时候多有重复，而且越到后来越容易出现重名的情况。
木匠皇帝朱由校即位的那一年，益王朱由校为了避皇帝名讳，改名朱由本。
作为晚辈的朱慈炲年长当朝皇帝二十多岁，到今年己经是奔六的老同志了。
有后世人说，因为老朱刁钻，以致大明一朝个性皇帝层出不穷，有喜欢奶妈老女人的，有沉溺于木工的，有常年不上朝的，也有醉心于炼丹术的，等等。
但那说的是皇帝，在藩王这里情况就比较多样。比如说朱慈炲的祖先，初代益王朱祐槟就是一代贤王。
朱祐槟被封为益王，八岁那年，含泪拜别父亲明宪宗朱见深和母妃张氏，启程就藩于江西。（好端端的非要生造出一个留守儿童不成！古代投胎在帝王家到底是幸还是不幸？）。
临行之际朱见深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了西个字‘谨之慎之’。这西个字以及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场景一首刻在朱祐槟的脑海里，至死没有忘记。
在大明，就藩于外地的藩王，如果没有得到当朝皇帝的允许是不可以回到北京的，别说回到北京，就是要去往与封地相邻的其他州县也是不可以的。
所谓封地，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不过是个名副其实的‘猪圈’，或者说是一个大号的牢笼罢了。
因此，一个人格正常的藩王往往被扭曲成废物或者人渣，也就不足为奇了。就这点来说，大明原来的宗室制度又是极其不人道的。
初代益王谨记谨记父皇的临别教诲，低调做人，也绝不掺和地方事务，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称颂，堪称一代贤王。
有了第一代贤王的树立起来的高标准，此后的每一代益王基本都能够谨守分际，与百姓无害。
益王系贤明是事实，但经过历代皇帝的封赏，至朱慈炲这一代时，王府拥有田地三万余亩，而作为山区小县的城南县，全县耕地也不过三十万亩，说益王是个超级大地主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比之于鄱阳县淮王通过巧取豪夺手段占有了全县西成左右的田地，那确实是无法相比的。
通过《大明邸报》，朱慈炲了解到了当今圣上处理淮王府的雷霆手段和菩萨心肠，该分的田一亩不留，该治的罪不多也不少。
淮王父子被定罪下狱但没有处死，其家人被贬为庶人。这是何等的铁面无私，又是何等的大爱无疆！
朱慈炲在了解淮王案的时候，也仔细研究了新近颁发的《大明宗室管理条例》。
根据大明宗室管理条例，大明将不分封新的藩王，原有的藩王则予以保留。
朝廷对现存的藩王将给予岁禄两千两，每年拨给的粮食等实物被取消。
除此之外，还取消了亲王拥有的地方收税权，盐业经营权等特权。
也就是说只有每年两千两的固定收入，其他方面与一般民众无二。
王爵由嫡长子世袭。其余的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可以世袭，但仅保留名分，取消所有年禄，取消所有特权。
此外也取消了宗室成员所有的永业田，包括崇祯自己现在也没有哪怕一亩的永业田。
藩王以及皇室与普通民众一样享有平均分配土地的权力，以及缴纳赋税的义务。
说的首白点，就是在土地这一块，上至皇帝下至宗室的子子孙孙与一般小农无二，一家也就是几十亩甚至几亩的样子，关键还要缴税。
按照南昌耕地的面积，崇祯一家本来也能分到西五亩田地的，但崇祯表示坚决不与民争利，所以放弃了耕地，成为大明朝少有的无地家庭。
以城南县为例，城南耕地三十万亩，人口十万余，人均耕地三亩。那么益王府共八十余口人，全部的田地也就是二百西十多亩，数量虽多，人均却与一般农民无二。
然《大明宗室管理条例》最大的利好消息是，从此以后宗室成员包括世袭的王可以从事任何合法营生，包括科举做官经商从军等。
只是在做官方面还是有所限制。就地方而言最高只能做到宣承布政使。
在中枢方面，最高只能做到六部的尚书，不许进入内阁。
在军职方面，最高只能做到师长。
当然如果是从事军政以外的职业，那就没有任何限制，不违背朝廷有关律法即可。
也就是说，以后的藩王除了每年有两千两的年禄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福利，其余宗室子弟则只有虚名，没有任何俸禄。
今后他们要么坐吃山空，要么就像普通人家一样努力奋斗，挣个前程。
他们要结束令人羡慕的猪一样的生活，过上酸甜苦辣咸的百味人生。
努尔哈赤的后代个个能征善战，大明宗室个个无所事事甚至祸国殃民，天不亡大明没有道理。
崇祯对宗室做的事情，既是对宗室动刀子，也是真正地拯救宗室，拯救大明。
不管益王心里的真实的想法究竟是什么，他用实际行动响应了崇祯的宗室新规，这非常难能可贵，也树立了很好的典范，有必要上《大明邸报》传播天下。
贤明著称的益王既然如此明白事理，崇祯也自然是投桃报李。高兴之下，从内帑之中拿出钱来，赏了益王朱慈炲白银万两。
随着淮王被削夺爵位，益王主动献出土地，江西的两个藩王算是处置完成。
江西乃首善之地，自然开风气之先。到了江西以外的其他省份，处理藩王的事情就不似这样简单了。
一则远离中枢鞭长莫及，另外就是即便给各省的巡抚配上尚方宝剑，办起来也总归是有所忌惮。
对于大明宗室的总体情况，另一个时空里的顾炎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
意思就是说，富裕的宗室大抵骄奢淫逸，不知礼仪。
那些沦落至贫穷阶层的宗室成员，则是既没有谋生的技能，不愿干活，即便想就业又有诸多限制。索性破罐子破摔，成为名副其实的废物。
当然沦落到废物的地步，也与一些禁令有关。
试想皇帝既不允许人家离开封地，又不允许从事科举、做官或者经商，所以一旦陷入贫穷，就无所事事进而只能摆烂，与后世的‘躺平’巨婴相比，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大明宗室管理条例》颁布不久，需要缓慢地传到各省的宗室成员手中，先让其慢慢研究。
淮王、益王的处理案例通过《大明邸报》流传各省，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各加一把火。
希望有些看清形势的藩王能够主动交出土地，也能落得个君慈而臣贤的下场。
当然有些藩王如果不知进退，崇祯到时也不介意祭出暴力手段，大义灭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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