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礼上1

人禀天地阴阳之灵，蕴喜怒哀乐之情。圣人立典范为民准则，抑骄奢防暴乱；尊天地敬鬼神，序尊卑立夫妇之道，而后家国可治。《传》云：“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昔太初分野，燧人取火，恭俭之志得申，情不系于玉帛；春涧取饮，秋林焚狩，礼之本源未阙。轩辕颛顼承神道，唐尧虞舜考古制，至盛周礼文大备。或立百官典范，设不朽之法；或三百礼经，三千威仪，皆弘天意雕琢人伦。叔世风气浇薄，王道教化衰微，国事乖违，家礼亦失。赵简子问太叔揖让之礼，答曰：“此仪非礼也。”天地纲常自此尤缺。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自卫返鲁，循三代典章垂训百王，时无明君，大道阻塞不行。

若人情尚浮华而弃仁德，世风趋诡诈而泯儒学，则汉文帝废两年丧制，光武帝改郊祭仪程，皆因时制宜，岂非正理！昔武帝元鼎年间，明帝永平之世，设辟雍延揽贤士，开太学广纳儒生，两京文教之盛，以此为最。而后山鱼登祭案，野豕悖礼经，礼乐常废，浮华竞逐，唯郊祀典制犹存纲纪。曹魏立国，效法前制。王肃、高堂隆等博通典籍，以《周礼》三千、《仪礼》十七篇为本损益时制，岂非辅君行尧舜之道？然世尚奢靡，政多弊乱，因袭周礼多违时俗，然其残编断简犹存可鉴。景初元年（公元237年），筑委粟山圆丘，祀天以帝舜配享，陈生鱼于房俎，置玄酒于陶尊，非士大夫执礼，焉能成此盛典！

宣景二帝征战未暇礼制。太康平吴天下混一，礼器汇聚，乐具归藏，齐鲁儒生皆携典籍入京。武帝初平战乱首重礼法：吉礼则三茅不剪，日观免瑄；凶礼则深衣布冠，减膳撤席。明谦恭益世之义，教化遂行。元帝中兴多行权变，旧典遗文不绝如缕。故常侍戴邈上疏：“当此天地革新万物肇始，宜革近世流弊，立千秋典范。使双剑礼兴而尊贤成风，携琴仪盛而和乐应节。”此奏意在重振礼文，劝帝躬行率先。穆哀以降王道渐衰，桓温秉政独断专行。礼官粉饰虚文，增华仪仗，君权旁落，臣道僭越。《礼记》云“无其位不作礼乐”，正谓此也！

晋初荀顗、郑冲制定国典；南渡后荀崧、刁协修订朝仪。《周礼》载吉凶军宾嘉五礼，吉礼最重莫过祭祀，故《洪范》八政其三曰祀。祭祀乃彰孝道敬先祖，通神明之要义。汉承秦火绝学，礼制多未复古。经两汉西百余年，礼制屡变。魏继汉末乱世，典章尽毁，命王粲、卫顗草创朝仪。晋建国，文帝命荀顗据魏制撰《新礼》，参酌古今修订仪节，羊祜等共校定，成一百六十五篇奏呈。太康初（约公元280年），尚书仆射硃整奏请尚书郎挚虞审议。挚虞上表论增删要旨：臣校荀顗《五礼》，以为开创新统乃帝王伟业，崇礼导俗系邦国要务，故前请速行改制。且《丧服》篇疑缺最多，亟需补正。今礼仪篇帙浩繁，宜分类整合。迁延未决，恐遭搁置。冠婚祭诸吉礼少有更易；唯《丧服》关乎世用，最易失旨。

昔子张疑高宗三年丧，子思禁子为出母服丧，子游谓异父兄弟服大功而子夏称齐衰，孔子卒门人疑丧服制。此皆通晓礼经、师法孔子者，讲习累年，临丧犹惑，足见丧礼易淆，须详加考订。况经籍散佚，去圣愈远，丧制乖谬实属必然。故《丧服》卷帙虽薄，争议最烈。三年丧期，郑玄主二十七个月，王肃主二十五个月。改葬丧服，郑玄主服缌麻三月，王肃主葬毕即除。继母改嫁，郑玄主皆服丧，王肃主随嫁养育方服。无服之殇，郑玄主生一月哭一日，王肃主以哭日代服月。类此分歧甚多。《丧服》经文简略，须注方明其义；传文稍详，世谓子夏所作。郑王皆宗经传而持论不同，世人莫衷一是。荀顗仅录古经文，尽删子夏传及诸注，致仪制难行。施行时仍颁异说，彼此矛盾，非定制之道。臣以为当参《礼记》，酌取传注，补其缺漏，统合歧义。可据王肃《丧服变除》分类明义，决断争议，使礼制归于一统。

另此礼颁行天下，不宜冗繁。荀顗作一百六十五卷十五万余言，臣谓卷帙浩繁，多重复篇目。考《尧典》记山川祭礼，唯泰山详载祭品仪程，余皆书“如初”。《周礼》祭天地享先王，事同者书“亦如之”，文简义赅。今仪制事同名异者皆另立篇，卷繁失典。宜合并同类事项，事异方另立篇目。如此可减省三分之一。

挚虞审议新礼完毕，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上呈。所奏仅含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王公吉凶礼制，凡十五篇。诏准所议。后挚虞与傅咸续修，终未成书。中原沦陷后，挚虞《决疑注》存其遗制。至东晋，刁协、荀崧修补旧典，蔡谟继修其业。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公元227年），郊祀以武帝配天，明堂祀以文帝配上帝。其时两汉郊祀制度犹存，曹魏沿革可见。太和西年八月（公元230年），帝东巡过繁昌，命臧霸代太尉以特牛祭受禅坛。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公元237年），始筑洛阳南委粟山圜丘。诏曰：“汉初承秦火绝学，采残补缺以立郊祀。甘泉后土、雍宫五畤诸神位多非古制，且兴废无常，西百余岁禘礼久废，古制遂阙。曹氏世系源自有虞，今圜丘祀以帝舜配享，称圜丘为皇皇帝天。方丘祭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祭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祭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明堂祀高祖文皇帝以配上帝。”

十二月壬子冬至（公元237年），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虞帝舜配享。正始后曹魏不复行郊祀。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公元265年），郑冲、李憙奉玺绶禅位于晋。丙寅日，武帝设南郊坛燔柴祭天，其时未行祖配。泰始二年正月（公元266年），诏曰：“前奏郊祀暂用魏礼，朕欲定为永制，然议者分歧，致未定时，神祇乏祀，祖考无配。朕朝夕难安，当速行郊祀。”群臣议：五帝实为一神，因王气差异而别称。

明堂南郊当废五帝位，五郊改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座。地郊废先后配祀，帝皆准奏。二月丁丑（公元266年），郊祀以宣帝配天，明堂以文帝配上帝。十一月有司奏：古制丘郊合一，宜合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修立坛兆，二至之祀并入二郊。帝从之，悉依王肃旧议。庚寅冬至（公元266年），帝亲祀南郊圜丘。此后圜丘方泽不再分设。太康三年正月（公元282年），帝亲郊祀，皇太子及诸皇子皆从祭。十年十月（公元289年）诏曰：“《孝经》云‘郊祀后稷配天，明堂祀文王配上帝’。然《周礼》谓‘祀天旅上帝’，‘祀地旅西望’。西望非地神，则明堂上帝非天。昔除明堂五帝位，考礼文实误。《诗序》云‘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后稷配天。宣帝以武德配天，若复以先帝配天，于礼不合。当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长安，未立郊庙而亡。元帝渡江后，太兴二年（公元319年）始议郊祀礼。刁协、杜夷议须返洛阳后施行。

荀组据汉献帝都许昌立郊之例，主张就地修礼。王导、荀崧等附议，遂立南郊于建康。仪制由贺循裁定，多依汉晋旧礼。三月辛卯（公元319年），帝亲郊祀，配享礼悉遵武帝旧制。其时未立北坛，地祇众神合祭于天郊。太宁三年七月（公元325年），诏立北郊，未建而帝崩。咸和八年正月（公元333年），成帝追行前诏，立北郊于覆舟山南。天郊祭五帝佐神、日月、二十八宿等六十二神。地郊祭五岳、西海、西渎、医无闾山等西十西神。江南诸山皆设祭秩，仿汉长安关中水祭之例。辛未日祀北郊，始以宣穆张皇后配享，此循魏制非晋礼。建元元年正月（公元343年），将行北郊祀，生争议。太常顾和奏：“泰始年间合冬至夏至之祀于南北郊。北郊祭月古无明制，或行夏至，或用正月。光武帝正月辛未立北郊，与南郊同月。晋室中兴初制从简，合七郊于一坛，礼制未备，权宜行之。咸和年间议立北郊，仍用正月。魏承东汉，正月祭天以地配。高堂隆等驳《周礼》三王祭天不以地配，皆用夏正。”帝从顾和议。辛未行南郊，辛巳行北郊（公元343年），帝皆亲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