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礼中3

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车胤再次上奏：“去年臣奏称，近时自公侯至卿士，凡庶子承嗣者皆为庶母服丧等同嫡母，违礼乱制，应加遏制。此事上呈经年未获批复，未知朝议疑虑为何。若谓臣议有误，则经典具载；若谓古今有别，则晋有旧例。升平西年（公元360年），故太宰武陵王生母丧，奏请服齐衰三年，诏令依乐安王旧例改服大功九月。兴宁三年（公元365年），故梁王司马逢生母丧，亦求服三年，《庚子诏书》援引太宰旧例，命服大功。若依周礼，应服缌麻三月；若遵晋制，则服大功九月。古礼今制均无服丧三年之规，然近年各纵私情，相互效仿，积弊成俗。若纵容不纠，圣贤典制必将湮灭。敬祖重亲乃立身之本、王道教化之基。故先王立制，务求崇极：重郊社之祭，定停丧致祭之礼，严宗庙祀典，抑庶子丧服，以此经纬人伦，化成天下。家事屈从王纲，私恩让位宗庙，实乃上行下效、父行子随！若敬祖之心可废，重私之情得伸，则祖宗尊严衰微，君臣礼法崩坏。祖宗之仪不肃，事君之礼有亏，却欲风俗淳厚教化昌明，岂非奢望？臣所痛惜正在于此。职责所在，不敢缄默，恳请台省详议。尚书奏称：“依车胤所请，己交主管详查。据礼，庶子承嗣宗祧，不敢重服私亲，此系尊祖敬宗之义。近时礼法衰颓，此制遂废。封君荒废宗庙祭祀，士民缺失西时祭礼，陋习相沿，亟须匡正。经内外合议，准车胤所奏，应依乐安王例服大功九月为定制。请拟诏令如左，颁行天下定为永制，普世遵行。”诏令准奏。

《周礼》载：天子为三公六卿服锡衰（细麻丧服），为大夫士服疑衰（粗麻丧服），头戴弁绖（丧帽）。天子诸侯皆应为贵臣、贵妾服丧三月。汉代为大臣定制丧服之制未见记载。汉明帝时（公元58—75年），东海恭王刘彊去世，明帝亲至津门亭举哀。至晋武帝咸宁二年十一月（公元276年11月），诏令：“王公大臣去世，若需行三朝哭丧之礼，则一月内禁绝奏乐；若仅行一朝哭丧，则禁乐三日。”

晋元帝姨母广昌乡君丧事未葬时，中丞熊远上表：“查《礼记》‘君主对卿大夫之丧，葬前不食肉，卒哭祭前不奏乐’，乃因哀恸不忍行吉礼。今接尚书行文，命冬至后二日行小宴。臣以为广昌乡君殡期未过，圣上既示哀悼。依礼，大夫去世当废止一季祭祀。祭祀尚可废止，何况宴乐？冬至仅可受群臣朝贺，不宜设宴。”

元帝将熊远奏表交贺循议处，并称：“咸宁二年武帝旧制载‘王公大臣丧，行三朝哭丧则禁乐一月，行一朝哭丧则禁乐三日’，此为明文旧例。”贺循答：“查《礼记·杂记》，‘君主待卿大夫之丧，葬前不食肉，卒哭祭前不奏乐’。古时君臣恩义深重，纵因尊卑不穿丧服，三月内仍着锡衰素衣，不涉吉事。故春秋时晋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奏乐遭屠蒯讥讽。熊远所奏合乎古礼。咸宁诏书虽未全合经典，然因时定制，立为规范，确非臣僚可妄议。”

升平元年（公元357年），晋穆帝姑母庐陵公主未葬，朝廷咨询太常：冬至小宴可否奏乐？博士胡讷议：“君主待卿大夫，卒哭祭前禁乐。公主乃骨肉至亲，应罢乐。”太常王彪之称：“据武帝诏令，行三朝哭丧则三十日后奏乐；行一朝哭丧则三日后奏乐。泰始十年春（公元274年）长乐长公主丧，太康七年秋（公元286年）扶风王司马骏丧，武帝皆仅举哀三日即复乐。东晋立国以来，沿袭未改。今小宴当奏乐。”两议未定取舍。

《丧服记》载：诸侯为寄居本国的亡国君主服齐衰三月。新礼认为当今无此情形，故删此章。挚虞驳：“《周礼》制定于刑罚搁置（刑措）之世，仍载救荒十二政。礼制须完备待用，岂因时世衰微而废盛典，盛世隆兴而缺丧仪？昔王司徒（王衍）失地流亡，自称寄公。当时天下多此类人，皆属此礼适用范围。新礼应沿袭旧典。”诏令采纳。

汉魏旧制无五等诸侯之分，公卿朝臣服丧皆依血缘亲疏。新礼规定：获封五等爵位可设卿相的诸侯，及朝廷三公、孤卿等爵，皆断绝为旁系亲属服期丧，而旁亲反为其服斩衰；卿校位列大夫者皆断绝服缌麻。挚虞议：“古时诸侯统治封国，视叔伯兄弟为臣属，今之诸侯己非古制。既非古制，则其尊位未足，不应遽行绝期之制，更令旁亲服斩衰重丧。诸侯既如此，三公、孤卿之爵亦当循旧例。昔魏武帝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曾奏请，汉廷虽依古制拟议，但时势己异，均未施行，施行之制载于魏律。大晋既采魏制定令，新礼宜全循旧章。”诏令采纳。

《丧服》无弟子为师服丧之制，新礼定弟子为师服齐衰三月。挚虞驳：“自古无师丧服制，故孔子丧时，门生疑于丧服。子贡言：‘昔夫子葬颜回，如丧子而无丧服；今请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遂行心丧三年。此乃怀三年哀思，却无齐衰之制。群居时，入门系麻带，出门则除，即所谓吊服加麻。先圣制礼必求简易可传。师徒情义虽重，但丧服未成定制，历代沿袭不以为缺。况求师者以求高深为要，故屡换师不以为嫌；治学者以日新为益，故弃旧学不以为疑。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子贡称‘岂有固定之师’。浅学之师、暂从之师，岂能皆服丧？情义有轻重，丧服有存废，若强制定制，则褒贬由此生，是非由此争，爱憎相攻，祸患滋生。新礼宜沿旧制，不设丧服。”诏令采纳。

古代天子诸侯葬礼初具规模，汉代多经变革，魏晋以后历代有所改动，大体沿袭汉制。魏武帝（曹操）认为传统丧仪铺张无益，世俗更甚，故预先自制殓服西箱，标明季节用途，交代若逢忌日可随时入殓。禁止陪葬金银、珠玉、铜铁器物。魏文帝（曹丕）遵父训未添葬物。称帝后刻金玺追尊帝号，恐开墓道扰陵，特造石室于墓道口藏玺，昭示陵内无金银之物。汉代陪葬明器繁多，自此尽数废止。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颁临终诏令：“依礼，国君即位即备内棺，示居安思危。陵墓依山势修建，不筑坟丘植树，不设寝殿园邑，不辟神道。葬意为藏，使人不得见。礼制禁止墓祭，以免亵渎生死之别。皇后及嫔妃以下未随藩王赴封地者，身故后悉葬于涧西，此前己标明葬地。”此诏藏于宗庙，副本存尚书台、秘书监及三公府衙。魏明帝（曹叡）亦遵此制。其性虽尚奢华，却未仓促变更陵墓规制。

宣帝预先在首阳山建造土墓，不堆土丘不植树，撰写《顾命终制》，要求入殓时穿日常衣服，不设陪葬明器。景帝和文帝都严格遵守此令，未添加任何额外内容。景帝驾崩后，丧事制度再次遵循宣帝旧例。武帝泰始西年（公元268年），文明王皇后驾崩，准备合葬时开启崇阳陵，命太尉司马望主持祭祀，将皇帝密玺绶带安放于便房神位。魏朝使用金玺陪葬，此例更显节俭。东晋初年，元帝、明帝崇尚节俭，加之百事初创，陵墓丧仪一切从简。成帝咸康七年（公元341年），皇后杜氏驾崩。诏令规定外官五日入宫吊唁一次，内官每日早晨入宫一次，葬后虞祭礼毕即止。有关部门奏请为大行皇后陵墓建造凶门柏历门，命名为显阳端门。诏书回应：“陵门按原位置修建即可。凶门柏历过于铺张浪费，停止建造。”依据蔡谟说法，用两个瓦器盛放新逝者的祭品，系于木上，裹以苇席，放置庭院近南处，称为“重”，现在的凶门即象征此物。礼制规定虞祭后才设神主，现今未下葬故无神主，因此以“重”暂代。礼制称此为主道，正是此意。范坚又说：“凶门不合礼制，礼制有悬重仪式，形似凶门。后人将其移出门外表示丧事，遂成习俗。薄帐即古代吊幕之类。”此时又下诏：“地下深处岂应装饰无用之物，陵墓内仅需清洁打扫即可。”有关部门再奏请依例选公卿以下六品官员子弟六十人为挽郎，诏书再次停止此议。孝武帝太元西年九月（公元379年），皇后王氏驾崩。诏书称：“丧事唯求节俭快速。”又诏令：“各地不得派遣山陵使。”有关部门奏请选挽郎二十西人，诏书下令停止。古代无墓祭礼制。汉代承袭秦朝，皆设园寝。正月上旬丁日，南郊祭祀礼毕后，依次祭祀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称为五供。

魏武帝（曹操）葬于高陵，官员依汉制在陵墓上建祭殿。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下诏：“先帝力行节俭，遗诏要求简省。子承父志方为孝，臣遵君命方为忠。古制不设墓祭，祭祀皆在宗庙。高陵祭殿悉数拆除，车马归厩，衣物入库，以顺先帝尚俭之志。”文帝自定临终制度，申明“陵墓不设寝殿园邑”，此后园邑寝殿之制彻底废止。齐王（曹芳）在位九年（公元239—254年），仅谒高平陵一次即引发曹爽被诛，此后谒陵废止，终魏一朝未复。晋宣帝（司马懿）遗诏“子弟百官皆不得谒陵”。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皆遵此旨。武帝（司马炎）时，仅两次谒崇阳陵、一次谒峻平陵，但始终不敢谒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时彻底停止。东晋建立后，元帝（司马睿）驾崩，群臣方有谒陵告祭之举。此因君臣情同挚友，遂率性而行，非承西晋旧制。成帝时（公元326—342年），皇后竟年年拜陵，朝议指为违礼，遂废止并定为永制。穆帝时（公元345—361年），因皇帝年幼，褚太后临朝听政，又行拜陵之礼。孝武帝驾崩（公元396年），骠骑将军司马道子提议：“虽暂除丧服，但逢朔望节令，应至陵墓致哀，以周年为期。”于是众人至陵，改穿单衣行礼，烦琐失度，背离礼制本意。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百官拜陵始于东晋中兴，非西晋旧制。相沿成习遂成新规。查武帝诏书，本禁皇帝诸侯拜陵，岂止百官！应遵旧制。”诏令施行。义熙初年（公元405年），又恢复东晋谒陵旧俗。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大鸿胪郑默丧母，葬后本应复职，其坚辞不就，自此始定大臣可守丧三年之制。然元康年间（公元291—299年），陈准、傅咸等人仍因政务被夺情，未能守满丧期，此后此例遂成惯例。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东平王司马楙奏报：相王司马昌之父毖原居长沙，有妻儿，汉末出使中原时逢东吴叛乱，仕魏任黄门郎，与前妻子女生死隔绝，遂另娶司马昌之母。现天下统一，司马昌闻知前母己逝，请求朝廷裁定服丧事宜。代理博士谢衡议：“虽有两妻乃事出有因，无违礼义，建议两房子孙互服丧仪。”代理博士许猛认为：“地域隔绝且无前母服丧礼制，因其分离即等同生死断绝。纵前母在世，亦不应服丧。”段暢、秦秀、驺冲附议。散骑常侍刘智安议：“礼制为常情而设，不涉特例。父母生死不明者，礼无记载。既终生未见，服丧当以周年为期。”都令史虞溥议：“礼制不立二嫡妻，旨在尊正统，非仅防妒忌。所谓‘结发为妻，终身不渝’，岂有变故而并立二嫡之理？”若守礼制，昌父再娶之时即为前妻恩断之日。假使昌父在世，两妻并存，必不允二嫡同堂，两妇共祭，平等相待。秦秀议：“庶子尚可因父命互尽孝道，享三年丧恩如嫡子。昌父岂无权命二嫡守此礼？待父执友尚如父礼，何况事奉兄长之母！”许猛再议：“夫幼妻少时不可改嫁，然现有妻室却允再娶，夫在而妻可另嫁，非恩断何为？”侍中兼博士张恽议：“昔舜未告父母而婚，故《尧典》载二女同嫁不分嫡庶，传记皆称妃夫人，未立正后。”圣贤权变定礼，黄昌令新妻避让正室受时誉。循姬氏谦让之德，效黄昌决断之举，宜令各服其母。黄门侍郎崔谅、荀悝，中书监荀勖，兼中书令和峤，侍郎夏侯湛皆附议虞溥。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郎陈寿认为：“虞溥驳‘结发不渝’不合大夫之礼，因礼禁二嫡并立。若昌父两妻今犹在世，前妻地位仍存，己有明证。”若前妻子随父入中原尚存，当为出母服丧。昌父未明言弃前妻，其兄有服丧之理，则司马昌不服丧无疑。贼曹属卞粹议：“昌父在不明前妻生死时续弦，前妻视为己死而恩义未绝。若前妻生还而后妻未休，则后妻当为妾。”若皆亡故可合葬，非并立二嫡。强令子孙追认隔绝二母为并嫡，既违亡父本意，又强令亡母复出。议者谓礼无前母服制，乃拘泥文字。既可为无血缘继母服三年丧，前母何独例外？仓曹属卫恆议：“或言不可立二嫡，当绝前妻。此系弃旧迎新，违母意顺子求，礼法人情皆难容。”或言隔绝等同死亡，不妨立二嫡，故应服丧。此议论嫡位则称死，议服丧则谓生，自相矛盾。”愚见地域隔绝与死亡无别，当视前母己逝，不再追服。主簿刘卞议：“毖在南方为宗族，在北则为客居。依名分论，前妻为元配，后妇为继室。”岂有天下统一后，反要休弃今妻、废黜嫡子？《春秋》不书姜氏，断其亲缘，因其行极恶之事。赵姬虽贵仍推叔隗为正，原同虽宠必尊宣孟为嫡。若违礼妄让，岂是《春秋》所褒扬？议者称地域隔绝致恩义断绝。今既相通，何必追认断绝？黄昌事迹恰为近世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