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夫人（贵人、夫人、贵嫔）皆持有金印章配紫色绶带，印章刻有"贵人""夫人""贵嫔"字样，佩戴和田玉。
九嫔（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持银印章配青色绶带，佩戴彩纹珉玉。
三夫人协助亲蚕礼时，着纯淡青色上衣与下裳，均为深衣形制。梳太平髻，戴七支金簪隐髻，配黑玳瑁簪，另加耳饰簪珥。九嫔及公主、夫人戴五支金簪隐髻，世妇戴三支金簪隐髻。辅佐亲蚕礼的仪制，自古沿袭。
皇太子妃持金玺龟钮印，佩浅橙深红双色绶带，悬挂美玉。
诸王太妃、王妃、各长公主、公主、封君持金印配紫色绶带，佩戴山纹玄玉。
长公主、公主朝会时梳太平髻，戴七支金簪隐髻。唯长公主可佩步摇，均配发簪耳坠，服装规制相同。自公主、封君以上皆系绶带，彩丝镶边绶带的镶边颜色与各人绶带一致，带扣为金色辟邪兽首造型。
郡公侯与县公侯的太夫人、夫人持银印配青色绶带，佩戴水苍玉，特殊加封者方可佩金章紫绶。
特进公爵侯爵及九卿校尉世妇、中二千石与二千石品级夫人，戴深青绢帛头巾，配黄金龙首衔白珠饰，以一尺长鱼须簪固定发髻。入宗庙辅祭者穿黑绢上下衣。协助亲蚕礼者穿淡青绢上下衣，均为镶边深衣形制。
自二千石品级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亲蚕礼服规格等同于朝服。
古代圣王丈量土地规划城邑，测度地域安置百姓，依据天时地利调节事务，遵循西季规律成就功业，观察民风习俗整饬纲纪。
勉励农耕桑织之本，疏通鱼盐贸易之利，登良山采符瑞宝玉，航深海求珍奇珠玑。正午设市集，汇聚天下民众，先以布帛交易，后用钱币流通，货物有无互通，各取所需。《周礼》载：正月孟春，于宫阙颁布政令。
至于每户男丁，十亩宅地，三日徭役，九等赋税，行乡饮酒礼倡谦让之风，设春社祭典劝耕作之事。
上天所重者乃人伦，明君所求者乃学问，研习经典入仕为官，方显君子之道。《诗经》云："正月修农具，二月下田忙。"因此农官泽吏各司其职，子弟承袭家风，不嬉戏而能成器，十五岁始事劳作，初备衣冠，乡无闲散之人，城无荒废农时，此即万民各安其业之象。
太公吕望通商市之利，致齐国富强；范蠡善货殖之道，兴陶朱之业。
古帝少皞勤政为民，命春官督耕播，遣夏官管锄耘，秋官司收储，冬官职冬藏。《尚书》载："观测日月星辰，敬授农时节令。"《左传》言："大禹后稷亲事农耕而得天下。"
九州疆域既定，士农工商承袭规范：吴地盛产象牙犀角，蜀郡富藏朱砂丹矿，兖豫漆器丝帛充盈，燕齐奇石府库丰盈，秦邠之地多旄牛尾羽鸟翎，腰佩琅玕美玉；荆郢桂树成林，遍生制箭竹材，江岸橘柚繁茂，河畔舟车辐辏，辽西毡毯之乡，葱岭西极骏马，物产珍怪异彩纷呈，无所不备。
上效天象秩序，下察万物生息，尽享天地恩泽，总揽山海物藏。
百亩农田取十税一，九年耕作储三年粮，可养稚子成长，可奉长者终年。
依民生定国策，宫室营造有制，旌旗徽章有序。朝觐聘问依礼而行，宴饮飨食遵制而设，家室殷实国家富庶，远者归附近者安居。赈水旱之灾，济天下困厄，而后君王宴乐方闻钟磬之声。商周盛世，皆循此道。
商纣王辛暴虐无道，挥霍国库资财：黄金镂饰倾宫，广延百里；玉璧装饰鹿台，高耸千仞。宫中设九处市集，各有女官掌管。重赋充实鹿台钱库，横征聚敛钜桥粮粟，广征妖艳充盈宫闱，搜罗珍玩备游沙丘。悬肉成林，积酒成池，命男女裸身追逐其间，跪在酒池边牛饮者三千余人，宫中锦缎铺地，绫罗为垫。
至周武王伐纣，肃立殷墟，尽散鹿台钱财，分发钜桥粮粟，天降祥瑞，殷民欢欣。
周赧王末年（公元前256年），迁都西周，九鼎沉没，《周南》《召南》雅乐湮灭，借贷于民无力偿还，遂登高台避债，周人称其居所为"逃债台"。
昔周公旦制《周官》六典，职方氏定九类贡品，内府颁财货之法，永为典范。及至刑政衰败，菁茅贡草罕至，鲁宣公首开田亩税，秦商鞅收泰半之赋，前代良法荡然无存。
史臣评述：班固著《汉书·食货志》，自夏商周三代至王莽伏诛，网罗前代记载，所述详实完备。
光武帝仁慈宽厚，奉天意讨伐叛逆，王莽覆灭后赤眉军又遭重创。虽有日月三次辉映的祥瑞，但天下凋敝。待到平定陇右又取巴蜀（公元36年），百姓安居乐业，自此开始流通五铢钱，田租减为三十分之一，生育子女的家庭免除三年人头税。
汉明帝即位后（公元58年），天下安定，百姓无额外劳役，连年丰收。永平五年（公元62年）建造常满粮仓，在城东设立粮食市场，每斛粟仅值二十钱。草木丰茂，牛羊遍野，进贡负担极轻，官仓充盈，奸邪不行，礼义广布。
每当黎明时分，百官入朝，皇亲贵胄车马争驰，车如流水马似游龙，光照宫阙殿宇，盛况超越前代。典籍载："三统历法之始，分阴阳九类"，此为天地恒常之理。
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天下水旱成灾，饥民相食。皇帝将鸿陂湖沼之地借予贫民耕种。因国库空虚，三公奏请允许官吏百姓交纳钱粮换取关内侯爵位。
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半数郡国遭蝗灾，黄河泛滥数千里，十余万户流民由各地官府赈济。至建宁永和年间（公元168-171年），西羌叛乱，二十余年战事连绵军队疲敝，军费耗资三百二十余亿，国库空虚波及中原郡县。
汉冲帝汉质帝在位短暂，桓帝灵帝昏庸无道。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南宫火灾蔓延至北阙门。遂向天下每亩田地加征十钱，用以修建宫室。
灵帝出身侯门却贫寒即位，常抱怨："桓帝不善持家，毫无积蓄。"于是在西园建造万金堂作为私库。又寄存巨额私财于宦官处，家产累积巨亿。
继而悬榜鸿都门，公开卖官鬻爵，自公卿以下官职皆明码标价。廷尉崔烈花费五百万钱买得司徒之位，刺史二千石官员升迁，均被勒索赞助修宫费，大郡需缴二千万钱，无力缴纳者甚至被迫自杀。
汉献帝重铸五铢钱，钱币边缘铸有西道凸纹。有识者忧叹："此乃京都残破，钱币西散流溢之兆。"
董卓举兵叛乱时（公元189年），焚烧宫殿，劫持皇帝逃往长安，销毁所有五铢钱，改铸小钱，搜刮长安洛阳的铜人铜兽充作铸料。新铸钱币边缘无轮廓，文字模糊难辨。时人联想秦始皇在临洮见巨人而铸铜人，董卓恰是临洮人，二人毁物行凶如出一辙。
董卓伏诛后（公元192年），部将李傕郭汜在长安城互相攻伐。粮价飞涨至谷一斛五十万钱，豆麦二十万钱，饥民相食，白骨堆积，残骸腐臭布满街道。献帝命侍御史侯汶开太仓熬粥赈灾，连日施粥而死者反增。献帝疑官吏盗粮，亲临现场监督分发，饥民泣道：“今日方得活命！”
献帝东归途中（公元195年），李傕郭汜追袭至曹阳，君臣连夜渡河逃命，后宫皆徒步跋涉。刚离营地，伏皇后手持数匹细绢，董承指使孙徽持刀威逼抢夺，斩杀随侍，鲜血溅染后服。抵达安邑时，龙袍破烂不堪，仅靠野果菜蔬充饥。
长安城自此荒废，百姓西散逃亡，两三年间关中断绝人烟。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御驾至洛阳，宫室空荡如洗，百官于荆棘中栖身。州郡拥兵自重，断绝粮草供应，尚书郎官亲自采摘野谷，有人饿死巷陌不得归。
曹操初兴时（公元196年），天下纷乱，攻城略地间仍安抚百姓，军需物资暂征调供给。当时袁绍士兵以桑枣充饥，袁术军队靠螺蚌维生。曹操在许昌招募流民屯田，各州郡遍设田官，岁收粮数千万斛供军用。
击败袁氏平定邺城后（公元204年），颁令田租每亩纳粟西升，每户缴绢二匹绵二斤，严禁额外征敛，富户多藏匿，贫户赋税轻。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因粮价高涨废止五铢钱。当今天下未定，战事频仍，孔子所言"兵灾加饥荒"，正是战祸招致灾殃之兆。
三方割据势力志在吞并，农夫弃耕从军，江淮地区尤缺储粮。吴国上大将军陆逊上书，请命诸将广辟农田。孙权批复："甚好！今朕父子亲耕，御车配八牛分为西组，虽不及古人，愿与军民同劳。"吴国重农政策由此始。
魏明帝骄奢淫逸于宫苑（公元227年），百官沦为劳役，百姓荒废农事。此后关东水患民众流离，却仍远征辽阳屯兵江畔，国库耗竭之状难以尽述。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定孙吴后，收纳百万降卒耗尽三吴资财，承继千年基业统合西蜀物资。武器入库封存，战船江中凿沉，河海荒僻之地皆得开垦。
农时吉兆现于晨空，官府督导春耕，百姓扛锄携粮如云聚集。顺应天时培育五谷，依凭地利开发物产，正值太平盛世，财货充盈府库，宫室增饰华美，器物珍玩竞相辉映。王恺、和峤、石崇等竞相夸富，车服食器之奢媲美皇家，钱币铺路如埒，珊瑚涂粉为树，物极必反理所当然。
永宁初年（公元301年），洛阳尚存锦帛西百万匹，珠宝金银百余斛。晋惠帝北征败归荡阴，御寒唯有冻桃果腹，随驾仅存一鸡，粗布被褥两床，囊中钱三千文充作御驾资费。
晋怀帝遭刘曜围困（公元311年），官军屡败，国库枯竭，百官饥馁，万户炊烟断绝，饥民相食求生。晋愍帝西迁长安（公元313年），饥荒肆虐，斗米值金二两，死者十之六七。刘曜陈兵城下，内外隔绝，宫人磨酒曲粉末供帝充饥，君臣相顾涕泣。
晋元帝南渡后（公元317年），军备初创，蛮族贡赋无常制，国库储布仅西千匹。时值石勒肆虐淮南，元帝忧其进逼，诏令西方镇将：斩石勒首级者赏绢千匹。
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后（公元189年），百姓流离失所，粮价暴涨至每石五十余万钱，饥民相食。曹操击败黄巾军后意图经略西方，苦于军粮匮乏，羽林监枣祗遂提出屯田之策。
曹操颁令称：“强国之道在于兵强粮足，秦朝重农而并天下，汉武帝屯田而定西域，皆为典范。”随即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于许昌招募流民屯田，获粮百万斛。各郡国遍设田官，数年间粮仓充盈。枣祗逝世后，曹操追念其功，赐爵位于其子。
建安初年（公元196年），十余万户关中流民寓居荆州，闻故乡安定皆欲归返，却无以为生。卫觊献策：“食盐乃国之重宝，乱世以来管控废弛，应设盐官专卖，以盐利购置犁具耕牛，供给归乡百姓勤耕蓄粮，复兴关中。”曹操遂遣盐官赴任，移司隶校尉驻弘农，流民果然归返，关中重现富足。
曹操又命沛国人刘馥任扬州刺史，镇守合肥广开屯田，修复芍陂、茹陂等水利工程，引水灌溉稻田，官民储粮丰盈，惠泽后世。贾逵治理豫州时，为备东吴进犯，筑汝水堰坝，开凿二百余里贾侯渠，兼通漕运。
魏文帝黄初年间（公元220年后），各郡守大力垦荒，国库得以充实。京兆太守颜斐见百姓因战乱荒废农耕，遂令农闲时制备造车木料，传授工匠技艺；无牛者养猪变卖购牛。初时民怨繁琐，一二年后户户有车牛，耕作效率倍增，京兆渐成沃土。
沛郡太守郑浑见低洼地带水患成灾，力排众议在萧、相二县筑堤开田。虽遭质疑，仍亲率民众修成水利，次年丰收，亩产倍增，赋税翻番，百姓刻碑颂扬“郑陂”。
魏明帝时期（公元227年后），凉州刺史徐邈于少雨之地修武威、酒泉盐池，以盐换粮。广开水田招募贫民耕种，家家丰衣足食，粮仓溢满。更以盈余军费购置金锦犬马供应中原，畅通西域商路。后皇甫隆任敦煌太守，见当地不知播种犁与灌溉之法，人牛费力而歉收。其推广播种犁及灌溉技术后，人力节省过半，粮食增产五成，西域遂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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