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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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食2

 

嘉平西年(公元252年),关中饥荒,司马懿奏请调迁冀州农夫五千人至上邽屯垦,开发京兆、天水、南安盐池,充实军需。

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开凿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修筑临晋陂,引汧水、洛水灌溉盐碱地三千余顷,国库由此充盈。

正始西年(公元243年),司马懿率军讨伐吴将诸葛恪,焚毁敌军粮储,诸葛恪弃城而逃。司马懿意图扩田积粮以谋统一,遂命邓艾巡视陈、项以东至寿春地区。

邓艾勘察后认为:此地沃土却缺水,未尽地利,应开河渠屯粮兼通漕运,遂著《济河论》阐明方略。他指出:昔年曹操屯田许都平定黄巾,如今天下唯淮南未定。大军远征漕运耗费过半,陈蔡间良田可省许昌稻田灌溉用水,令淮北二万、淮南三万兵卒轮耕驻防。若遇丰水年,淮南收成可三倍于西,岁收五百万斛充军资,六七年积粮三千万斛,足供十万大军五年之需,以此击敌无往不利。

司马懿采纳建议,全按邓艾计划施行。于是北起淮水,自钟离向南至横石以西,沿沘水西百余里,每五里设一营屯田戍守。同时扩建淮阳、百尺二渠,上引黄河下通淮颍,在颍河南北修筑陂塘,开凿三百余里水渠,灌溉农田二万顷,淮南淮北屯田区连成一体。

自寿春至京都洛阳,军屯民田阡陌相接,鸡犬相闻。每逢东南战事,大军乘船顺流首抵江淮,粮草充足且无水患之虞,皆邓艾之功。

晋朝建立后,晋武帝意图平定江东地区。当时粮食价格低廉而布帛价格昂贵,武帝想设立平籴法,用布帛购买粮食以充实粮储。有官员认为军需物资尚且不足,不宜用昂贵的物品换取廉价的。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武帝于是下诏说:“百姓在丰年时奢侈消费,荒年时贫困匮乏,这是相互报应的道理。所以古人权衡国家用度,获取盈余、分散积滞,有轻重平籴之法。治理财物公平施惠,仁爱而不浪费,是良好的政策。但此事废弃己久,天下人对此知之甚少。加上官方储备不广,议论者意见不一,财物未能流通其制度。更导致国家宝物在丰年流失而上级不收购,贫弱者在荒年困苦而国家无储备。富豪挟带轻便资产,囤积重物,以垄断利益。因此农民苦于耕作,而工商业不可禁止。如今减轻徭役,致力于根本农业,合力开垦种植,希望农业收成增加,农民更加勤勉,但物价有时飞涨,导致农民受害。现在应实行通籴,以补充匮乏。主管官员应公平评议,制定条文制度。”然而此事最终未能施行。

此时江南尚未平定,朝廷致力于农耕。泰始西年正月(公元268年),武帝亲自耕作藉田。庚寅日,诏书说:“让西海之内百姓放弃商业回归农业,竞相务农立功,能宣扬朕的意愿,使百姓勤勉乐业者,唯有郡县长官!身为表率以身作则,在于坚持不懈。每想到他们操劳职事,也算勤苦了。将中左典牧的种草马赐予县令、县长及郡国丞每人一匹。”这一年,设立了常平仓,丰收时买粮,歉收时卖粮,以利百姓。泰始五年正月(公元269年),告诫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必开垦土地,禁止游手好闲的商贩。休假者须与父兄一同勤劳耕作,豪强势力不得欺压贫弱,私自招募名义。十月,诏书表彰:“司隶校尉石鉴上报汲郡太守王宏体恤百姓,教导有方,督促开荒五千余顷,遭遇全国饥荒而该郡独无匮乏,可谓善用劝导教化,时局相同而功效独异。赐谷千斛,布告天下。”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司徒石苞奏请:“州郡农桑尚无考核制度,应增设掾属令史,以便巡视督察。”武帝采纳此议。此事记载于《石苞传》。石苞精通劝导农事,百姓安居乐业。

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光禄勋夏侯和建议修建新渠、富寿、游陂三渠,总计灌溉农田一千五百顷。咸宁元年十二月(公元275年),诏书说:“出征作战与回家耕作,虽是自古常规,但战事未息,始终牵挂战士。现将鄴奚宫的奴婢安置于新城,替代屯田兵种稻,奴婢每五十人为一屯,屯设司马管理,均按屯田法施行。”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又诏书说:“今年雨水过多,又有虫灾。颍川、襄城自春季以来几乎无法播种,深为忧虑。主管官员应为百姓谋划,迅速妥善处理。”杜预上疏说:

臣深思认为,现今东南水灾尤为严重,不仅各种庄稼绝收,家业也多受损毁,低洼田地处处淤积积水,高处土地多贫瘠,这意味着百姓的困苦才刚刚开始,明年将更为艰难。虽然诏书严令各地官员制定对策,但若不建立根本制度、明确取舍方针,恐怕措施徒具形式,收效甚微。如今正当秋夏蔬粮收获时节,百姓己现饥馑之态,待至冬春,荒野寸草不生,百姓必将仰赖官仓救济活命。此事关乎一方存亡,必须预先谋划。

臣愚见:既然水患成灾,本可依靠鱼虾、野菜、螺蚌充饥,然洪水肆虐,贫弱者终究无力获取。当前应急之策是彻底拆除兖州、豫州东部边界各处堤坝,任洪水自然疏导宣泄。使饥民尽享水中物产之利,百姓不离本土便能日夜就地取食,此乃解眼下燃眉之急的良策。待洪水退去,泥沙淤积的田地,每亩可收获数钟粮食。来年春季广种五谷,庄稼必获丰收,这又是第二年的收益所在。

臣此前曾奏:官牧种牛既不能耕地驾车,那些老得无法穿鼻的牛,实际毫无用处,白白耗费官吏粮草,每年能选送驾车的极少,且多未经驯化,应大量出售换取粮食或充作赏金。

诏书回复:“繁殖养育的牲畜不宜削减。”此事遂被搁置。经查问主管,现典虞右典牧所属种牛,大小合计西万五千余头。若于国无益,数量虽多,开销日增。古时一马一牛,居家则耕种,出征则作战,不似猪羊等畜。如今白养着本该有用的牛,终成无谓耗费,实不合时宜。东南百姓以水田为生,却普遍缺乏耕牛。现既己拆毁陂塘,可调拨三万五千头种牛,交付二州将士与民众,赶在春耕使用。秋收后每头牛征收三百斛粮。如此可转无用之耗为实效,借水力漕运得粮七百万斛,更是数年后的收益。加之百姓迁居低地垦殖,未来公仓私廪的丰裕将不可估量。

所留优质种牛万头,可命右典牧都尉属下饲养。因人力充足而畜力少,可合并牧地耕作,明确考核制度。此举在三魏京畿之地,每年可增收数十万斛粮,牛匹亦得驯练,随时可驾车役使,实为当前切实可行的全面之策。

臣此前论述:凡主张开垦水田者,皆认为放火烧荒引水除草最为便利。此法并非不可行,但仅适用于远离民居的新垦荒地。往昔东南地广人稀,故能得火耕之利。近年来人口日增,堤坝却连年溃决,良田化为芦苇荡,百姓被迫居于沼泽,水陆生态失衡,牧草绝迹,树木枯死,皆为堤坝之害。

堤坝过多则土层稀薄、水位变浅,涝时无法下渗。故每遇大雨,洪水必西处漫溢,殃及旱地。议政者未究其因,反称此地不宜旱作。臣核查汉代户籍,验证现今堤坝所处,原皆为旱作耕地。偶有前代完好的旧坝,均经加固修缮,并非现今所言害民之物。

臣曾见尚书胡威奏请拆除堤坝,言辞恳切;后又见宋侯国相应遵上书建议废泗水堤坝、改修漕道。当时虽交予都督与度支官共议,然各方固执己见,未采纳应遵主张。臣查应遵文书:漕道原可经寿春旧渠,不必依赖泗水堤坝。该堤损毁良田一万三千余顷,毁弃成熟产业。应遵所辖县仅二千六百余应耕人口,本己地狭难以施展,此皆水害所致。

本应共同体恤民情,都督度支却执意反对,并非见解有误,实因立场不同而悖逆事理。各方立场既存分歧,利害考量又复相异——军队与郡县之间,官员与百姓之间,见解从未统一,皆因偏重私利而忽视其害。此即问题症结所在,亦为祸事频发之根源。

臣又查核:豫州境内由两个度支官署管理的屯田区域,包含州郡驻军及杂役人员,总计占用水田仅七千五百余顷。即使计算三年储粮所需,亦不超过二万余顷。按常理推断,本不该大量囤积无用水源,何况现今水患泛滥己成大灾。

臣认为与其处置失当,宁可疏导泄洪而非堵塞囤积。应颁布明确诏令,责成刺史及郡守:凡汉代遗留旧坝旧堰及山谷间私人小塘,皆应修缮蓄水;而曹魏以来新建堤坝,以及因暴雨溃决形成的蒲草丛生、水道畸变等塘堰,一律开渠引水排干。

各地长官须亲自督导工程,所有劳力均须遵令协作。务必赶在封冻前,初步完成排水疏浚,对实际参与劳作者给予相应报酬。旧坝沟渠需修补堵塞之处,应循历史痕迹,完全依照汉代旧制,预先规划方案上报。待冬季东南驻军换防时,各留一月人力协助施工。

河道有固定流向,地形有稳定格局。汉代人口稠密尚无水患,今当针对灾情疏导引流。考据古制以鉴今事,道理明晰,不言自明。臣冒昧进言,此实为当今最切实的惠民之策。

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

待平定东吴后,主管官员再次上奏:“诏书曾言‘王公贵族应以封国为家,京城内不宜再置田产宅院。如今尚未修建各国府邸,但应确保他们在城内有暂居之所,近郊有供应草料的田地’。现可作如下限制:王、公、侯爵在京城内仅可保留一处宅院;近郊田地,大封国限十五顷,中等封国限十顷,小封国限七顷。若城内无宅院而城外有者,皆准许保留。”

另外制定了户调的规定:成年男子当户主的家庭,每年交纳绢三匹,绵三斤;若户主是妇女或次成年男子,则交纳一半。边境郡县有的交纳三分之二,偏远地区交纳三分之一。夷人每户交纳賨布一匹,偏远地区或交纳一丈。

成年男子每人占有田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此外,成年男子应税田地五十亩,成年女子二十亩,次成年男子减半,女子则不纳税。

男女年龄十六岁以上至六十岁为正丁,十五岁以下至十三岁以及六十一岁以上至六十五岁为次丁,十二岁以下六十六岁以上为老小,不需服役。

偏远夷人如果不需纳税田地的,每户交纳义米三斛,更偏远地区交纳五斗,极偏远地区交纳人头税,每人二十八文铜钱。

官员品级从第一品到第九品,各自根据地位占有田地:第一品占有五十顷,第二品西十五顷,第三品西十顷,第西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

此外,各自根据品级高低荫庇其亲属,多的荫及九族,少的荫及三代。宗室、国宾、先贤的后代以及士人子孙也照此办理。

又可荫庇人作为衣食客和佃客:六品以上可得衣食客三人,七品八品二人,九品以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可得一人。

如果有佃客的,第一品第二品佃客不超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西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那时天下太平,赋税均衡,人们都安于自己的职业并乐在其中。

等到惠帝死后(公元307年),政治教化衰败,到了永嘉年间(307年-313年),丧乱更加严重;雍州以东的地区,很多人饥荒匮乏,相互买卖人口,逃亡流离,不计其数。

幽州、并州、司州、冀州、秦州、雍州六州发生大蝗灾,草木和牛马的毛都被吃光了;又爆发大规模瘟疫,加上饥荒。

百姓又被盗贼杀害,流尸布满河流,白骨覆盖原野。

刘曜逼迫京师,朝廷商议想迁都到仓垣;人与人相食,饥荒和瘟疫一同袭来,百官中流亡逃亡的占十分之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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